幸福指数需要更具体，要与民众幸福的各个层面挂起钩来，让个体感受能够自我评价，技术化的“指数”才会真正眷顾仰望俗世幸福的人。
“幸福”正成为许多地方的施政目标。据不完全统计显示，全国至少18个省
（市、区）明确提出了“幸福”的概念。去年的数据则显示，已有100多个城市提出建设“幸福城市”。湖北省委党校教授何正欣接受采访时说，各级党政机构提出幸福口号已经成为趋势，“幸福”已形成共识。（10月30日《新京报》）
在“幸福”已几乎成调侃词的时下社会中，评价幸福指数确实是一件冒险的事情。但客观地分析，幸福指数的提出无疑有着不可轻忽的积极意义。当单一的GDP考核体系已愈现其本身的种种弊端时，是应该有新的行政表达与考核方式来令管理者更关注于民众福祉，将政府的关注点由表面的经济增长过渡向民众的心灵世界。幸福指数的提出恰是某种行政理念的转身。
什么是真实且客观的个体感受？套用那句人所共知的名言来说，或许每个人的快乐感都是不同的，但郁闷与痛苦都离不开大致的症结。具体到我们庸常而具体的语境中，不快乐多是缘于以下的诸多失落：于物质的层面，他们承受着过多的压力，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物价等等，一切都令他们眉头难以舒展；于自我实现的层面，上升渠道正在变得日益逼仄，贫穷与卑微的代际传递正在强化；于公共生活方面，普通公民遭遇的常是“有生活无公共的温度”，基本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仍然相对薄弱，民众的自由与尊严并未被最大程度地激活。
凡此种种，其实都可归结为公共权利的匮乏。公众之所以有着物质上的沉重负累，是因为在公共开支的序列以及收入分配改革的力度中，普通民众的权利并不那么受重视。与此类似的是，底层民众的难以向上流动，也是因为形成了社会资源获取的“马太效应”，社会资源不是按照合理且公平的方式，而是按照可支配力量的大小来分配，有权势者凭借手中现有资源，固化乃至强化着既有利益，力量孱弱者只能重复父辈们的命运。至于说到公共生活，仍然多是起始于在日常的制度安排中，普通民众的权益被习惯性忽视。公共服务体系供给有着明显的城乡之别，重大决策常常不问计于民，发展时有忽略“以人为本”的观念，民主与法制进步在加速，但依旧无法令所有民众满意。
或许，因实际情况和管理者侧重有异，各地的幸福指数在具体的呈现方式上会有所区别，但幸福指数无疑首先都应该是一种公共权利指数，在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它应该致力于获得民众的广泛认可，让他们拥有强烈的归属感与认同感，让发展有着高水准的质量和效益。具体地说来，一个可被接受与期许的幸福指数，必须紧密关乎这些内容：关注民生之忧，比如降低房价、继续大幅度提升医疗与社保福利；让民众拥有自我发展的能力，因社会流动的活力而抱有期许；注重公民意识的生成，权力、政府与公民之间能够形成良性的互动，公民不仅感觉幸福，一样感觉有尊严。这样的说辞当然有空洞之嫌，但它有理由成为必须的指向。
幸福指数正在成为新一轮的行政热词，幸福指数取代GDP指数也正在成为一种趋势，正因为如此，和幸福指数的公共权利属性含量一样重要的，还有其具体的制定与推行路径。在我看来，至少有两点是不能被忽视的。一方面，幸福指数需要更具体，要与民众幸福的各个层面挂起钩来，否则即便有幸福指数，也难免因为形式化成为政绩工程；此外，幸福指数的考核方式需要更开放，既然民众是幸福感受的主体，不妨也将他们纳入到考核者的队列中来。让举措更具体，让个体感受能够自我评价，技术化的“指数”才会真正眷顾仰望俗世幸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