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早产的婴儿：资产阶级革命
“资产阶级”这个词，源于“市民”，原意是在欧洲的封建领主制度下，逐渐获得了类似于古希腊城邦居民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利的阶层。在我们国家，从春秋时期的井田制，演变成战国时期的土地私有制，地主阶层出现，就是资产阶级的起源。至于平民沦落为流离失所的无产者，是政府的问题，也是新一轮土地分配的开始。历史上每次两极分化都会导致新一轮农民土地革命，这也形成了几千年的农民革命传统。
封建时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这并非意味着所有的土地都属于皇帝，每家每户的几头耕牛几亩薄地，纯属私产。皇室可以征用，但掠夺毕竟是少数，低价买卖是常态，所以私有制一直存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也造就文明、文化的大发展。比如那些出土文物, 大都来自王公贵族的陵墓，很多文明成果赖以保存。但在中国式的封建社会里，在权贵治理下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中，劳动产品有了剩余，势必造成两极分化，两极分化又造成新一轮的农民革命。历次改朝换代，由于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度，无论谁上台也解决不了两极分化，解决不了穷富矛盾。权力支配财富，垄断权力就是垄断财富，封建社会的穷富矛盾无解，根源是官民矛盾无解。
西方近代社会比较稳定。世界历史上四大革命，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只有俄国革命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混乱，给了列宁可乘之机，发动了十月革命，其他三场革命全由财务危机引起，由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发难，然后被统治阶级起而革命，导致国家在封建政体、穷富矛盾和官民矛盾这种历史三峡中间颠沛迂回，幸运者顺利通过，不幸者在漩涡中攀升。从世界历史上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全景来看，唯独法国大革命有些类似于中国革命。或者可以说，苏俄革命深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中国革命深受苏俄革命的影响，但其革命轨迹更亲近于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通常被划分为三个阶段，1789年到1791年属于政治革命，大资产阶级施行君主立宪制；1791年到1792年是社会革命，类似中国的打土豪分田地，中资产阶级吉伦特派掌权，路易十六叛逃后被抓捕、审判，国王威望全失；1793年是更激进的文化革命，以小资产阶级罗伯斯庇尔为代表的雅各宾派执政。政体改了，社会改了，文化革命继之以人的精神结构为革命对象，号称铲除旧人，重塑法兰西新人。他们从大规模的教育改制着手，诞生了大规模与传统文化彻底切割的文化政策。这又类似于共产党宣言中的两个彻底决裂：与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彻底决裂，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1793年，法国表面上确实是意气风发，但革命革到最后就与人心为敌，类似文革的“斗私批修”，每一个人都是革命的动力，每一个人也都是革命的对象，最后只能被名之为“浩劫”。
资产阶级革命发生的前提是有市场经济，被统治的资产阶级的成熟。市场经济时代，国家政权的税收不再靠农产品，而是靠工业以及海运税收支撑。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机制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和上层建筑发生了冲突，政府和军队都要靠经营工厂、海洋运输的资本家供养，资本家随即提出政治上的诉求，要求参政议政。这就促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共和国的诞生。中国没有发展起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基础非常薄弱，甚至没有真正形成，把国民革命搞成资产阶级革命，类似早产的婴儿，势必夭折。
资产阶级共和也叫国民共和，不仅是一种有产者的共和，而是皇室、达官贵族、大资产阶级、小商小贩乃至贫民、罪犯，共同立约保护私有产权，即使是乞丐的一间窝棚，也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彻底的保护私有产权，是国民共和制度的经济基础，在保护私有产权、维护皇权的前提下，政府的税收和行政都要有代表。于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税收基础上的代议制，就成了资产阶级形成的两个支点。总之，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就是国民革命，它囊括全体国民，要解决的是官民矛盾；那个不乏魔幻色彩的所谓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名义上可姑且概括为“工农革命”，针对的只是穷富矛盾，这是方向性的分歧。
回到国共分歧的历史节点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上海很多纱厂罢工，共产党立场鲜明地选择站在了工人一边，而国民党站在了维护私有制、维护资本家地主的合法产权这一边，结果步步被动，直到败退台湾，才醒过神来，开始搞减租减息，把土地从地主、富农手里赎买下来分给贫下中农，给城市工人提供福利和基本生活保障。
本来，中国工会和商会的起源是很早的。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工人已将近200万，主要集中在城市和交通要道。从五四运动到共产党成立，社会上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工会”。从北洋军阀时代到国民党统治时期，虽然政局混乱，但也恰恰是一个自由时期，有商会，工会，也开放了农会。商会总辖，工人的基本保障在工会，商会和工会联合为工人提供了权利空间。工人罢工，商会提供救济，保证其生活来源，成千上万的工人罢工一个月，仍可保证衣食无忧。1921年中共建党后，就针对工资、工时、劳动待遇和环境展开了经济斗争。当时由于中产阶级没有形成，两极分化严重，社会的首要问题就是民生问题，但国民革命推翻清政府，打倒北洋军阀后，没有及时调整革命重点，“平均地权”成了一句空话，导致共产党站在了工会、农会这一边，国民党站在了资本家和地主富农的一边，国共第一次合作失败。
历史难以假设。如果国民党敏于时势，解决好了穷富矛盾，国民革命不会迅疾分化出以“工农革命”为表象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中国革命史上，也不会形成一串串无所适从的堰塞湖，那自然是另一番浩荡书写。
可以说，我们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形成成熟的资产阶级，我们所需要的，仍然是完整意义上的国民革命。换句话说，所谓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争，仍是脱胎于无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等各种“革命党理论”的革命意识形态之争，而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去意识形态化的“执政党理论”，要做的正是向各种主义告别，建立一个国民共和制度而不是工农共和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