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大同，国民革命、工农革命，均贫富、等贵贱……国共之争，成为近现代中国的百年历史的千里伏线，纠缠无解，何去何从，众声凌乱。今撰写《历史在这里沉思》一文，供同好参考。因文章较长，将其分为四节，陆续登出。
历史在这里沉思（一）
中国近百年历史，就是一部国共斗争史，因为可以说，国共“内战”现在还没有结束。
近百年来，付诸社会实践的“共和”理想和“大同”美梦，以国民革命和工农革命的形式博弈、拼杀，酿成了中华民族近代的最大不幸。夹杂日本的侵略，外蒙的撕裂，抗美援朝、中美交恶，国家积贫积弱、生灵涂炭，无不与国共争端紧密相关。辛亥革命，国民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草蛇灰线般的革命逻辑中间，还横亘着一个难以评说的毛泽东。
国共之争，是革命逻辑的原发性争端。它直接为百年历史做了千里伏线，或明或暗地贯穿到中共建国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到今天何去何从，仍然众声凌乱，困顿无解。

一、有名无实的无产阶级革命
世界上有无产者，没有无产阶级。
我们从“无产阶级革命”说起，首先需要做个名实之辩。
什么是无产阶级？在古罗马，无产阶级表示除子女外一无所有的无产者阶层——很难想象这个夹在奴隶和平民之间的阶层具体是个什么阶层；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中，它是不占有生产资料、遭受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雇佣劳动者阶层，“肩负着使人类进入理想社会的历史使命”，也就是工人阶级。
事实上，一旦脱离了意识形态领域，无产者的概念就更加单薄。比如，农耕时代，拥有土地和生产工具的农民不属于无产者；工商时代，市民有物业，可转资创业，小商小贩充其量属小资产阶级，暂时无产的单身工人，成家置业之后即转为有产者。即使不把概念绝对化，无产者也只是个短暂现象，仿佛人类社会的流沙，“无产阶级”则是流沙上的城堡，比海市蜃楼还要飘忽。推及无产阶级革命，更是有其名无其实。
美国学者伊罗生在《中国革命的悲剧》（1938年版）中揭示，早期中共主要由城市和农村的社会边缘人群构成，没有稳定的力量或一贯的“阶级基础”。这个论断以中共内部的文件为依据，也与30年代曾任中央军区参谋长的龚楚将军的回忆录相印证：“中共在苏维埃运动时的革命，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国的无产阶级，只是被愚弄、被欺骗的对象。”他认为那所谓中国无产阶级，不是通常所谓的工人及其同盟农民，而是一批鸡鸣狗盗、游手好闲的流氓无产者，被中共收罗为革命的积极份子，成为苏维埃地方政府的重要人物，或农会工会的主席。
建国后，土改没收土地，合营没收财产，“消灭资产阶级”，则相当于用政治压力制造出了一个“无产阶级”。“五反”时大量资本家“有苦难言”，甚至大量自杀。1956年广东公私合营，陶铸喜不自禁：“我们在很短时间内就把资本家的全部财产拿过来。”上海五反运动时，陈毅公开报告不过一周，上海资方就自杀59人，每天平均自杀超过8个。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要扩展“无产阶级”的定义，认为物质标准应该让位于精神标准，即是否掌握政权、拥有生产资料都在其次，“无产阶级”的首要标准应是有无共产主义信仰理想、是否自食其力并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是否反对剥削他人不劳而获等……这就纯粹不知所云了。
回到中国革命的原点“辛亥革命”，确切地说，辛亥革命原是国民革命的概念，革命对象是清政府，革命目的是推翻爱新觉罗皇族，建立共和国，革命主体包括城市工人阶级、农民、商人。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共同目标是打倒北洋军阀，建立共和制度，脉络还是清晰的。从1923年的二七大罢工到1925年中共四大推动了以五卅运动为标志的工农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国共之间就发生了方向性分歧。中共以城市资本家和农村地主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对象，开始全方位争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城市，五卅运动表面上以反帝、反封建为旗帜，实质上是与资本家的对抗，是争取提高工资待遇。据刘少奇日后反思，“一九二七年前，武汉、长沙、广州工人……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四小时以下（名义上或还有十小时以上）。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火车轮船，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在当时是较平常而且是极普遍的。”（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的一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第二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在农村，则成立农会，发动群众斗地主，一切权利归农会。“无产阶级革命”成了从国民革命的洪流中旁逸斜出的一个分支，针对的是穷富矛盾。然而，当初国民革命的目标并非民众内斗，而是和官府、皇族斗，彻底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制度，针对的是官民矛盾。至于国民内部的穷富矛盾，可以通过法规、政策调节，遗憾的是国民革命没有及时解决好这个问题。
国共的分裂，就在这一历史节点上展开。穷富可以转化，官民矛盾不可调和，本来共同的目标是国民革命，结果“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流裹挟了民众，从五卅运动到1927年国共分裂，“无产阶级革命”终于冲破了国民革命洪流的堤坝，以强劲势头，分支成农民革命、秋收起义的激流，重蹈了太平天国、李自成的覆辙，甚至源远流长到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导致我们的建国，也在某种意义上演绎成了几千年来最后一次也是最惨烈的一次改朝换代。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在北京病逝，当时社会上流传：毛如死于一九五六年，可谓“中国的列宁”；如死于一九六六年，还不失为“中国的斯大林”；不幸死于一九七六年，那就只是“中国的毛泽东”了。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刚出山，在东北视察时曾说过一句话：“我们的人民太好了，我们犯了那么大的错误，他们仍然原谅我们。”
在大的历史洪流面前，伟人难有作为，难以评说。如果第一次国共合作不破裂，日本未必敢入侵，国民革命仍是主流，也许会成功。即便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破裂，蒋介石的责任有多大？国共1923年合作，到1925年分道，1927年扬镳，渐行渐远。二七大罢工、五卅运动、秋收起义和1956年的城市工商业改造、1958年的人民公社一脉相承。北伐时期中共在占领区（占领区好像是针对入侵者说的，不如说“苏区”更好）试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农村要一切权利归农会，城市则进行工商业改造，均是后来集体化、公私合营的肇端。毛泽东所领导的这一股无产阶级革命洪流，早已不是国民革命的性质，而变成帮派革命性质，目标指向的是解决穷富矛盾，打“土豪劣绅”。而国民党名将联翩，珠玉满堂，大多出身豪富，国共分裂自然成了绕不过去的坎。
国民即民众，国民革命就是所有国民的革命，民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贫下中农、政府公务员，都是基本的革命力量。
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是哪些人？不仅是大资产者还有小生产者，因为“小生产是经常的、每日每时的、自发的和大批的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工农商学都可以是小生产个体，文革时“破资产阶级法权”，兴“无”灭“资”，割资本主义尾巴，革命的屠刀最后终于挥向了自己。
消除剥削还是消除压迫？解决穷富矛盾还是解决官民矛盾？在不同的阶段必然有不同的侧重。穷人造反，直接憎恨的就是眼前的富人，就像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恨小鱼，不会恨大鱼一样。中国共产党卡准了时代诉求，夺取了政权。其实，打打杀杀，瓜分田产、消灭资本家，仅是一时一势的革命，革命说到底是解放人的事业，这个世界上，只要还存在着官贵民贱、穷富失衡，革命就远未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