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难以评说的毛泽东
1、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的个性叛逆浪漫，极端复杂。观其大略，有三种思想在他身上交汇。
一种是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早期中共高层中，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聂荣臻、王若飞等人都曾经在法国留学，受法国的影响非常大，这是党内高层非常重要的思想根源。法国大革命主要是针对贫富矛盾的，但激进的路径是错误的。与此同时还有留苏高干，这种思想基础也是很糟糕的，那群到苏联朝圣镀金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和他们背后那批“国际”中的大小头目，曾经给毛泽东出了很多难题；第二种思想就是毛泽东本人的大同理想，他是一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受康有为《大同书》的影响很大，希望实现“寰球同此凉热”；第三种思想来自孙中山的观点，建立一个美国式的受民主监督的政府。他在和黄炎培的“窑洞对”中，曾经清楚地表述过这种思想。
这三种思想都在影响他、左右他，表现在行为上，更是反复激荡。最后有两种思想合二为一，“寰球同此凉热”的大同理想和法国大革命的流毒占了上风。这不是毛泽东思想自身的变化，而是整个共产党的队伍构成所决定的，赞同这两种思想的人居多。因为早期中共的骨干，是以贺龙为代表的造反起家的一批农民，加上周恩来、邓小平等留法革命派，他们的主张是消灭地主富农资本家，工人农民才能站起来。可惜他们没有去美、英等国家，没有接受过共和思想的影响。1872年清政府派詹天佑等第一批官办留美生去美国，这批留学生受到的影响不同，观点不同，回国后的主张也不同，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更不同；1905年五大臣去日本、欧美等国考察宪政，不过是势驱情迫之下的无可奈何之举，没有能够探取各国政治精义、搭上宪政这班车，阴错阳差，宝山空归。历史表明，英国和日本的君主立宪是成功的，法国大革命和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失败的。
早期中共的骨干全部源于法国和苏联，而苏联仍然是落后的农民革命的性质，法国也仅仅是受马克思的影响，在大革命时期拐了一个弯，打倒地主资本家，实质是工人运动，而非国民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但是，法国、苏联的这种工人农民的革命，恰好与当时中国的国情相吻合。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另外一种思想，即学习美国，建立一个让人民享受民主制度的思想就被淡化了。
毛泽东曾经非常推崇美国的民主制度，1944年的《新华日报》曾刊登毛泽东的讲话：“美国人民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我党的奋斗目标就是推翻独裁的国民党反对派，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使全国人民能享受民主带来的幸福。我相信，当中国人民为民主而奋斗的时候，美国人民会支持我们。”在他看来，美国有非常完善的民主监督制度。这一年，毛泽东在延安接见美国军官谢伟思时也说：“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总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主的理想……即使你们的美国士兵不作积极宣传，但只要他们出现并同中国人接触，就会产生好的影响。”
但一个人是无法扭转大势的。虽然在1949年，美国就抛弃了国民党，准备支持有民主姿态的中国共产党，但中共还是倒向了苏联、卷入了朝鲜战争。于是美国派出第七舰队，保护台湾。一连串的阴错阳差，导致我们与美式民主制度失之交臂。其实美国人被延安那一派生机勃勃的民主氛围倾倒，是个历史性的误会。因为中共的民主实践，充其量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民主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根本没有抵达民主思想、民主制度层面。
2、“共产”、“共和”辩
中共集结城乡边缘人闹无产阶级革命，缔造“无产阶级”队伍搞社会主义建设，甚至导致农民吃大锅饭，工人没有自己的住房，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目的是什么？大同社会。结果是什么？惨痛的荒诞剧。原因是，这个方向是错的。
什么叫大同？大同小异、和而不同才是完整的社会精义，所以共和才是大同，百花齐放百鸟争鸣才是大同，共产不是大同，大同的经济基础应该是“国有”、“民有”基础上的“共有”，绝不是单一的“公有”和“共产”。“共产”是个方向性错误。“大同”一定是多元统一的共和主义，导向的是有差别的共同富裕。相反，一个声音，一个思想，统一的世界大同，是实现不了的乌托邦，只会把人们引到绝路上去。
现在看来，国民党建党之初搞的就是国民革命，孙中山把大总统之位让给袁世凯，即属“共和”之举。而“共产”本身，根植于穷富矛盾，希望实现经济上的“均贫富”；“国民共和”则取向官民矛盾，以政治上的“等贵贱”为诉求。要解决官民矛盾，可以先解决穷富矛盾，但终极方向不能脱离官民矛盾。而中共的“共产”思想偏偏以“穷富对立”为基点，导致以路径为方向。好比“摸着石头过河”，河对岸是经济目标还是政治目标，我们并不清楚。因为穷富矛盾本身不能成为社会革命的目的和方向。“穷无苗，富无根”，穷富可以转化；官则贵，民为贱，贵贱不可改变，官贵民贱，自古皆然。所以官民矛盾才是革命的方向和目的。因为如果没有秩序、制度上的公正公平，官民之间会永远对立，永远没有通道。科举制下，还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世袭制下，包括官员遴选的优化制度，都是极其有限的。官员无非是朝廷的家奴，百姓的父母官而已，和现代意义上的公务员完全是两个概念。
建国后的三反、五反运动，三反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是解决内部矛盾的，方向正确，因为执政党就要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贪污。但五反不同，五反是反偷工减料，反偷税漏税，直奔资本家而去，又针对贫富矛盾去了。其后果就的是城市里的工厂、门市纷纷停产歇业，关门倒闭，工人失业，农民下岗后回农村。农村则继续搞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搞合作社，这其实是延续了1925年到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做法，那些主张消灭地主富农资本家的人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其代表人物就是李立三和刘少奇。刘少奇曾经领导过安源大罢工，李立三则是上海工人运动的领袖，他们坚信消灭了资本家、地主，工人和农民就能富起来。到1956年，城市的工商业改造和农村的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基本完成，城乡二元体制由此建立。60年代初，当毛泽东的大跃进出现波折和困境时，刘少奇、邓小平主持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即自负盈亏、自由市场、自留地，包产到户，土地租佃和买卖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又开始回潮，这可以说是摸着石头（经济上）过河的预演，也直接为文革中刘少奇的悲剧命运留下伏笔。
为什么难以评说毛泽东？他的头脑里装满了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相信只有“均贫富”，才能“等贵贱”，这些大都起源于法国大革命。不容置疑的是，来自苏联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是中共革命的底色，而且周恩来和邓小平这些人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也最大，他们究竟是怎么把这些想法灌输给毛泽东的呢？这种目的与路线背离的历史悲剧，实在也不能由毛泽东一人承担全部责任。在党内高层中，毛泽东是唯一没有出过国的，其他人或留苏或留法。这些人都是阶级斗争思维，直接影响了整个干部队伍的思维，他们就是要打倒地主富农，消灭资本家。这种阶级斗争思维一直延续到四清末期、文革初期，典型案例就是湖南道县、北京大兴杀地主富农事件，连婴儿都杀，号称杀光地主富农的狗崽子。
从1927年国共第一次分裂开始，到1966年，共产党工农联盟专政的思维是一脉相承的。在此期间，留法留苏的一派，始终以消灭资本家和地主富农为理想，到了1966年，他们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现在很多人批评毛泽东，指斥文革，可是毛泽东说过，文革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走资派。毛泽东本人是反对出身论的，他的本意是想打倒那些“红小鬼”，“革那些革过命的人的命”。可是这些人觉得，打江山就要坐江山，他们相信自己的子女，“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想翻天？拿2000万人头来换”！毛泽东搞的“砸烂公检法，踢开党委闹革命”，目标直指官僚权贵。因为文革之前的体制，是经济上的平均主义和政治不平等问题并存。可惜病根找到了，药方却开错了。
真正的文革只搞了两三年，1966年到1967年，之后就是镇压。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之后，这文革“五大领袖”就被赶下了历史舞台，开始了漫长的审查、批斗、劳改。红卫兵作为一种群众性组织，则一直延续到了文革结束的1976年。一个令人扼腕的历史细节是，最理解毛泽东的遇罗克死于1970年3月5日，罪名是阴谋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血统论”甚嚣尘上的时候，遇罗克指出“人人生而平等”，在《出身论》中一语道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本意：“当前的阶级斗争，矛头指向谁呢？斗争的矛头主要是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他们所包庇的牛鬼蛇神。”为了转移斗争的方向，他们便偷换了概念。本来父亲的成份应该是儿子的出身，现在，他们却把父亲的成份当成了儿子的成份。这样就在‘阶级斗争’的幌子下，不顾中央指示，一场大规模的迫害，通过有形无形的手段，便紧锣密鼓地开场了。出身不好的青年是他们的挡箭牌，而压迫这些天生的‘罪人’，则成了他们挂羊头、卖狗肉，扰乱视听的金字招牌。党中央正确地指出了他们推行形‘左’实右路线，这便是其中一个渊源。”（遇罗克：《出身论》）
即使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因为党的纲领所限，砸烂了现政府，再建政府仍然是农民的政府，仍然逃不脱农民革命的思想局限，不会实现国民革命。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解决不了资产阶级出现在共产党内。不错，小农生产随时随地的产生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不是必然产生权贵资产阶级，因为只有不受人民监督、不受法律制约的政府才会产生权贵资产阶级。
每一次社会变革都以突破固化的意识形态为先声。比如改革之初“不争论‘姓社’、‘姓资”的问题。我们现在所谓的“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仍然是意识形态之争。因为马列主义并不是我们的旗帜，我们的旗帜是五星红旗，其中大星代表共产党，四颗小星分别代表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所以五星红旗本身就是政治共和的旗帜，而马列主义旗帜是共产主义的旗帜，是阶级斗争的旗帜。
时下，共产与共和之辩，大家都心知肚明，只是意识形态作祟，才使得假话、空话、套话蔓延。意识形态是泥潭，是陷阱，我们没有必要打左灯向右转，应该一切从实际出发。
3、国际悲歌
毛泽东是农民革命家，不是国民革命家，不可能成为华盛顿。当然，换作华盛顿到中国，他也未必担当得起毛泽东的功业。
很多人把历史的曲折归咎于毛泽东个人，认为他认识到了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却出尔反尔，没有兑现当初的政治承诺，这其实是寄望于毛的个人意志，是脱离史实和时势的苛责。因为毛泽东代表的是中国共产党，“毛主席”是周、邓、刘、林等各个系统的“主席”，形格势禁，这体制并非出自毛泽东个人，它是个方向性、整体性的问题，面对整个体制，我们只能回到原点来考量，而这个体制的原点，始自“苏维埃”。
苏共执政被概括为四个阶段，列宁建党、斯大林建国，赫鲁晓夫改政，勃列日涅夫腐败，最后是戈尔巴乔夫葬送。戈尔巴乔夫算是国民革命家，因为他追求全人类的新思维。勃列日涅夫阶段，苏联国力强盛，搞星球大战，与美国对峙。与此同时，国内腐败得不可收拾。当然，如果没有那么多腐败，戈尔巴乔夫也不至于完成“葬送”的历史使命。我们国家的情形类似，陈独秀建党，毛泽东建国，邓小平改政，现在正处于腐败期。应该说，我们比当年的苏联乐观，起码领导人不再是一上台几十年，而是有了换届一说，这是现代进步思维对高层的影响。不能再“家天下”，五年或十年一换，是进步的，但整个体制仍然沿袭了过去，不是共和体制，也非国民政府。
毛泽东没有研究英美制度成功的根源，他批判蒋介石的独裁，批判他漠待工农大众，本来没有错，国民党的确站到了地主富农资本家的立场上，但国民党的立足基点毕竟是国民革命，解决的是官民矛盾，有议会制度、选举制度、地方自治制度，这些都是正确的。遗憾的是，在历史的洪流中，即使是伟人，其作用也是非常有限的。1924年建黄埔军校的时候，周恩来是政治部主任，毛泽东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代理宣传部长，两党的分野，无非是站在国民革命这一边，还是站在工农大众这一边。如果理论不正确，立场有分野，即使合作成功一时，也不会长久。理论是指导行动的，既是对过去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思索。
现在的左派右派之争，其实仍然是历史的延续，拥护毛泽东的人，是工农革命派，是文革时期会被竭力压制的人；反对毛泽东的人，也不是国民革命派，而是和当初的国民党一样站在既得利益者一边的一派。谁能容纳左右之争？只有宪政派。可是宪政派既没有力量又缺乏胸怀，似乎还没有找到同盟军。其实，百年之后，国家都可能消亡，因为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必然导致全球政治的一体化。社会两极分化和绝对的相同富裕都会导致革命，无法持续，只有有差别的共同富裕才是真正的和谐社会。
马克思的学说属于经济范畴，本质上没有涉及到国家制度的建构。《资本论》也好，哲学思想也好，包括巴黎公社和共产党宣言，都没有思索过共和制度。马克思在二十几岁时所写的“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是整个世界”，这种阐述表明他的思想本身就有问题。他想构建一个什么社会？建设什么制度？其实并不清晰。国际歌中唱道：“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压迫的人”，“饥寒交迫的奴隶”是无产者，但“全世界受压迫的人”不一定是无产者。封建社会，除皇帝本人，其他人都是受压迫的人，皇帝软弱的话，也会受压迫，甚至成为傀儡。所以如果我们的社会是为“所有受压迫的人”而构建的话，那么就不应该是仅仅为了“奴隶”而建设，因为他们的内涵截然不同。如果是单纯为奴隶设置一种制度，那一定是穷人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如果是为“全世界受压迫的人”设置制度，那就是全体国民都不受压迫的制度，即共和国的制度，是不能“均贫富”但可以“等贵贱”的制度，马克思混淆了两者的区别。
当周恩来评述“中国的历史长期以来基本上是一部农民战争史”，而毛泽东断言“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时，我们的建国伟业和治国方略就难以避免革命的意识形态之累了。从1949年后至80年代，中国社会风云迭起、运动不止，多少当年的仁人志士在政治冲突的漩涡中，成了路线斗争的牺牲品。
经历文革造神运动，毛泽东威望达至顶点，几乎可以为所欲为，可惜他的方向、他的思想根源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点是改变不了的。因为他根本上就不是政治上的共和主义者，事实上，毛泽东已经意识到，“百代皆行秦政制”，他是想借助文革改变这个制度的。很多人将文革归诸权力争斗，我认为是对历史人物的庸俗化解读。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中国革命没有毛泽东，星星之火也许不会燎原，但是没有周恩来，燎原大火就会把一切都烧成灰烬。”这个比喻非常形象。因为在中共建制过程中，周恩来及其属下的陈云、李先念等人才是关键人物。周恩来等人对这套体制的认可和维护是不言而喻的，无论谁执政，只要在这种方向、这种体制框架下，都无法扭转大局，因为我们举的是公平正义的旗，走的却不是民主法制的路。这是方向问题，也是基因问题，始作俑者是李大钊、陈独秀。后来陈独秀公开反对列宁主义，1929年被他自己创建的党组织开除出党。顺着李大钊、陈独秀奠定的原点走下来，势必走向传统中的农民起义、农民革命，走向“苏维埃”。
那么，以毛泽东空前绝后的个人威望，能不能做个“明君”呢？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毛泽东已经认定自己是明君，“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还不算明君吗？可悲的是，他整的是当时的官僚体系、当时的贪官污吏，是整人，而非整制度，和我们现在的大力反腐，一脉相承。
令人困惑的是，我们国家的问题究竟是体制问题还是吏制问题？是制度问题还是运行问题？我们所倡导的与我们实践中所运行的常常陷入悖论。当我们在大力反腐的时候，恰恰是在借助并加固一种体制；当我们在纠正一些运行问题的时候，恰恰又在强化着一种制度。有人说我们反腐败会亡党，不反腐败会亡国，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把党、国家和制度绑在一起？我们举的旗帜是我们建立共和国时的旗帜吗？我们建的是共和国，为什么又认为“社会主义”一定要跟党绑在一起，跟我们的体制、制度绑在一起？如果我们随着世界潮流走，世界上哪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分？我们“举公平正义的旗、走民主法治的路”，又何须意识形态的外衣裹护？
这好比“皇帝的新衣”，可以说，皇帝至今还在穿着“新衣”游行，这件“新衣”已经成了一个死结。我们设想，即使皇帝知道自己没穿衣服，他敢承认吗？当孩子嚷了出来，大人们窃窃私语，皇帝为什么仍然要走下去？我想，他势必要一直走下去的，因为一旦承认真相，就意味着权威和秩序的彻底坍塌。所以这不是某个人的问题，而是势在必然，一旦中止，就是灭顶之灾，皇帝连退回去穿衣服的机会都没有。总之，归咎于个人是没有意义的。假如说斯大林坏，那么列宁更责无旁贷，因为民粹主义手法的种子正是列宁埋下的，而建国以来的中共高干，从延安时期过来的人，哪一个不是双手沾满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鲜血？可以想象，即便没有毛泽东，沿着这条路一直往下走，一路都是这样惨烈。
毛泽东在历史的每个路口，都选择了站在穷人一边，代表被侮辱被损害的农民大众说话，所以他在底层民众的心目中，成了不容置疑的大救星和大英雄。他鼓动人们立足现实，为美好的道德理想奋斗拼搏，鼓励青年人造反，彻底摧毁他亲手建立起来的国家和官僚体系，从下到上地重建。他始终无法容忍少数城市精英和官僚精英占据一种优势地位，屡次试图把那些在权力体制剥夺中失去优势的广大民众重新放置在权力中心。由此，他和民众之间形成了一种深切、紧密类似于先知和信徒的关系，远远超越了政治领袖和民众的关系。
然而，当人们从噩梦中醒来，在毛泽东的革命悲剧面前，仍然困惑：他是孤独的先知还是新的主人？在为自己伟大光辉的事业毫不妥协地牺牲时，他是否把自己的人民当成了工具，给他们套上了另一重枷锁？所有这些问题，都留在了他的背影之中。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罅隙和分歧早已埋下，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对于毛泽东和纷纷倒在他身边的战友们来说，也许不过是一个迷路于大道上的人嗤笑迷路于小径上的人。历史在这里分流，历史在这里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