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目前所面对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虽然上半年GDP增速还在7.6%徘徊，但是6月份金融机构外汇占款环比减少412.05亿元，这不仅说明了我国出口额的急剧减少，也说明了国际热钱由流入转向流出。更让人担忧的是，中国7月汇丰制造业PMI预览值47.7，为2009年3月以来最低。有专家预测，第三、四季度我国GDP止跌回稳的迹像还没看见。

面对国内经济形势的日益恶化，很多经济学家建议，鉴于中央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效果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出于“保增长”需要，应立即遏制住经济下滑不利的态势，中央政府现在就有必要采取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予以应对，切莫到了GDP跌破7%之后再拖以援手，恐怕就太迟了。而本届政府对经济增长的底线是7%，对通胀的上限则设为3.5%。目前虽然还没有触及这二项警戒线，但是今年下半年至明年初，很可能将面临严竣挑战。

可能一些人很是不解，新一届政府对经济增长的底线设，以及设置通胀的上限的依据是什么？笔者认为，对于死守GDP增长底线问题有二层含义：一方面当GDP滑到7%以下时，就业就会出现大问题。2009年春节前，中国经济出现大幅滑坡，有7000万农民工返乡，春节后，这些返乡农民工中，1100万人却发现自己找不到工作了。所以7%是“保就业”的底线。另一方面，要实现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今后几年经济年均增长至少要6.9%以上。至于将通胀率设为3.5%，显示决策层对物价问题的关切，前几年我国货币超发严重，预防通胀更是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如今对于新一届政府来说确实面临着巨大挑战：一方面要应对出口不断下滑，国内民间投资和消费迟迟未能启动，所造成的宏观经济的整体恶化。另一方面却要忍受阵痛，调整经济结构，避免金融风险发生，让中国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轨道。那么如果中国经济形势持续恶化，甚至跌破之前设定的容忍度，“克强经济学”将如何应对呢？笔者认为，2008年底的4万亿投资和10万亿信贷剌激计划，我们再也不会看到了，新一届政府将有三个重拳予以重对。

第一重拳：稳增长决不靠短期剌激

和2009年时依靠大量信贷投放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思路完全不同的是，面对经济的下行压力，“克强经济学”认为：“稳增长”不能靠政府的短期剌激，还是要更多发挥“调结构、促改革”的作用，这样“稳增长”才有促进作用，否则不仅不能持续，还会留下后遗症。

笔者认为，目前尽管经济出现下滑，但还没有出现“真正的危机”，所以应该心无旁以鹜把调结构、促改革放在政策最大的着力点上。那么，下半年“稳增长”的措施有哪些呢？为保证全年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等指标不滑出“下限”，政府已经并将继续推出温和的经济刺激政策。在出口、消费和投资“三驾马车”中，目前有政策空间、且最需要刺激的领域仍是投资。不过，今年的投资刺激政策将不会重复2009年时走的老路，而在项目审批、信贷条件方面有所调整。

不仅如此，本届政府将“稳增长”的重心放在了城镇化推进之上，并认为“城镇化是最大的内需潜力。”要把城镇化作为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重要抓手，发挥其促进投资和消费增长的重要作用。同时，本届政府意识到，城镇化的核心是人，所以李克强总理在会议上指出，农民落不了户就不敢买房，不敢购买大件耐用消费品，一旦解决了他们的户籍问题，消费就能剌激起来。很明显，新一届政府是希望通过户籍改革、土地流转政策、财政体制改革、基本公共服务改革等一系列改革红利的释放来推进城镇化，通过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内需的真正启动，中国经济下滑趋势得到扭转，逐步走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第二重拳：投资方向方式大调整

未来中国经济跌至容忍的底线，本届政府亦并非不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只是在方向方式上有较大调整。不会再将精力和投资的重点放在产能过剩行业、房地产业之上。

在信贷政策方面，决策层也改变了此前“稳增长”措施中常用的加快项目审批、加快信贷投放的方式，按照有保有压、有扶有控的原则，加大对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以及“三农”和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而对于产能过剩行业，要求严控新增信贷投放。

本届政府会把有限的财力投在一些簿弱的基础设施方面，比如铁路及地下管网、污水处理、垃圾焚烧等节能环保的方面。这样既可以避免重复投资，也不会形成产能过剩，在促进调结构的同时，也确保了经济的平稳增长。

不仅如此，本届政府还将着力推动服务业和创新方面的“调结构”。 我国服务业跟同等发展中国家水平差了十个百分点以上，现在说产能过剩其实是一些产品的生产能力过剩，而服务则是供给严重不足。现在服务业发展还有不少政策限制，以后很可能会逐步调整放开。政府还需要下大力推动企业创新，美国经济的发展，亦不开互联网、页岩气等革命性技术创新，所以中国也要推动以企业为主体创新建设，抓紧建立一套衡量科技创新的指标，增强可衡量性，可操作性。

第三重拳，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

新一届政府把“改革”放在了重中之重，希望通过改革的释放的红利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4月24日，国务院第一批取消71项行政审批事项；5月6日，再取消和下放61项行政审批事项；6月19日，第三批取消和下放32项行政审批事项。7月22日，第四批取消和下放了50项行政审批事项。自本届政府上任以来，通过“简政放权”为切入点将新一轮体制改革有序推进，彰显了本届政府对改革的决心和信心。

不仅如此，本届政府一直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增值电信、医疗卫生等服务行业；在日前举行的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中国政府表示，欢迎美国企业来华投资，将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扩大各领域特别是服务业的开放。

面对6月底的银行业间的“钱荒”问题，各方都认为降准降息在所难免。但本届政府却认识到所谓的钱荒是结构性问题，银行业根本不缺流动性，而是天量信贷没有更好的服务于实体经济，所以本届政府在提出“用好增量、盘活存量”之后，又放开贷款利率管制，从而迈出了利率市场化的重要一步。总之，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让市场的效率更大的发挥出来，是李克强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又一重大法宝。

本届政府在经济出现重大挑战之际运筹帷幄，不再启动新一轮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避免给中国经济带来的长久危害，值得肯定。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已经错过了最好的经济改革的契机。当前的经济改革放在2008年底时那该有多好？笔者认为，上届政府在面对经济下滑，推出4万亿投资计划这本无错，但问题出在地方政府投资热潮和银行天量信贷同时跟进，这虽然可以让中国经济迎来短时的复苏，但留下了房地产泡沫、产能过剩问题、影子银行的滋生、地方政府的债务恶化等一系列棘手的经济问题。尽管本届政府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但是中国经济的阵痛和金融危机已无可避免，只是希望将其的危机的烈度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中国经济能够尽早转型成功，那就是万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