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有熟悉的这样三位商人，初始创业道路各不相同，最终却在“中国特色”的经济环境下“殊途同归”：

老张是搞贸易的，二十多年来辛辛苦苦赚了几百万，想投资其它生意却苦于没有更多的资金。但是最近，老张突然暴富了，原因是到西部开办了一个投资担保公司，把这二十多年的积淀改作投资。他用原有积累下来的几百万先是在西部的一个省会城市租了几百平方办公的地方，装修得很漂亮，开展投资业务。一个多月下来有了好的势头，因为需要资金的人多，特别是一些中小企业为了发展企业不得不到这些投资担保公司借款。而一些手中有点积蓄的人也不想把钱存在银行里一年三个核桃两个枣的利息。仅仅一两个月就融资近千万，融资成本年息在一分五左右，而贷款的利息却在三分五左右，除去几个人的工资，装修，手中立刻有了大量的活钱。老张开始神气起来,准备接着办下去,儿子原来的工作不错,也辞职跟着去了。

老陈是做实业的，过去是开办工厂。开办个人工厂已经有三十多年，算是改革开放初期就开始搞实业，但是到现在积累的资金只有两三千万，大量融资无望，大投资也没有本钱，因此也改做投资公司，并且连续在三四个城市都开了投资公司，每月融资在二至三千万，流量可观。投资有了本钱。融资成本再加上费用不到两分，但是放款却在三分五左右，即使除去费用也有30%以上的利润。为此，老陈买了几辆好车，甚至还有了一辆几百万的高级轿车，办公室装修得非常漂亮。公司气派愿意放钱在这里的人也多。

刘先生是搞房地产的，手中积累了一笔财富，但是大的投资不行，银行融资多了也比较困难，因此也搞起投资担保公司。一年多时间里融资规模达到一个多亿。但是刘先生突然失踪，据说是携款潜逃跑到了美国,给当地政府留下了一地鸡毛！

有人说当前中国是“乱世”，乱世出英雄，只要胆大，敢干就有发财的机会。

我们国家这几十年来先是计划经济，再是市场经济。一开始，由于人们的收入不多，市场意识比较淡薄，所以说老百姓把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钱都存到了银行，但银行所付的利息很低。银行是国有垄断，聚集了大量的资金，他们把资金都投给那些国有大型企业，以及暴发起来的私营企业。国有企业和暴发企业有花不玩的钱，财富都集中在了这些人手中。

在中国能够通过上市融资的企业不到千分之一，能够上市的民营企业不到万分之一。一些人通过证券市场发了财，但成千上万的股民赔得血本无归。

中国的经济就是这样，资源集中在少数企业、少数人手中，所以财富也集中在少数企业、少数人手中。十多年来，中央政府一直提出要调整中国的经济结构，但是经济结构反而越调越失衡。其根本原因是背后的金融配置不合理，因此，实业结构根本无法改变，从而经济结构越来越扭曲。

在美国，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开始的起点都比较低，且实行市场制度，发展按市场要求，相对均衡合理，因此全社会人既是劳动者又是投资者，他们把百分之七十左右的钱都放在投行（投资公司)，投行由专业人士帮他们进行投资，既有劳动收入又有资本（投资)收益。由于制度的约束，证券市场欺诈行为也少，很多数人还能够从投资公司或者证券市场获得财富。所以说投资结构均衡，实体经济结构也均衡发展，财富也能够均衡。

中国一开始是计划经济，现在搞市场经济，搞市场经济我们没有丰富的经验，要么是管死，要么一放就乱作一团，因此资源资金都跑到了少数企业和少数人手中。胆子越大，资源越多，财富也会越多，这是中国几十年经济发展财富积累的真实写照。

最近几年，投资公司在中国泛滥，一方面有些人反对高利贷，一方面很多需要的人无法从银行和市场融到资金。产业结构不能合理，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中国正在资本社会化，蜂拥而起的投资担保公司将会改变中国金融的版图，从而改变中国的经济版图，进一步还能改变中国的财富版图。尽管投资担保公司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前些年温州富人比较多，其根本原因是地下金融活动比较活跃，正是由于政府视而不见才造成了后来的危机。这不是投资公司和地下钱庄的问题，而是政府的管理理念有问题。

当今世界经济形势错综复杂、风云多变，而中国正处于深化改革、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和痛苦时期，在这样的特殊阶段和非常时期，如果不能清醒地认识中国经济版图的现状，并切实加以有效调整，中国经济很可能会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习总书记近日在武汉考察时强调，一个大国要强大，要靠实体经济。而实体经济结构合理要靠金融结构合理。所以说，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必须均衡资源配置，特别是金融资源配置科学。调整经济结构，如果不从金融体制结构下手，不在金融管理上改变，不但扭曲的中国经济结构根本无法转变，而且还会产生新的像神木县一样的更大危机。